□ 余春明

1968年秋季，我从小学毕业进人本公社的农中读书。农中是农业中学的简称，此前因文革开始，学校停课闹革命。大概在1967年学校恢复上课，农中就是在这一年创办的。公社没有中学，以前学生根据考试成绩录取到临近的片中和县城中学就读。有了农中后，小学毕业的学生就近都在这里入学。说是中学，其实连间校舍都没有，在马家垅村的旧祖堂落脚。祖堂有两间房，正堂做教室，厢房是寝室。厨房是单独的一间民房，隔了一个很陡的山埂，有一条长长的石阶相连，翻过石阶就是厨房。一切就是这么简陋，不过既然称之为农中，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“农中”，顾名思义，以学农为主的中学。学校的农场有近三十亩土地，水田为主，部分旱地，这是学生学农的课堂。农场有一间简易的砖瓦房，住有三位农工，放置农具，另有一间牛栏，耕牛两头。农业生产所需的农具应有尽有。三位农工实际上都是小学教师，因本人成分是地主或富农，放在这里劳动改造。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耕田耙地，管理农具，放牧耕牛，安排生产。　

我进校时，学校已经有一届学生，新生来后，放在一起，并没有分班。其实也没有分班的需要，没有课本，课程也是随意性的。时事政治就是读报纸，主要学习《毛选》中的“老三篇”（《为人民服务》《纪念白求恩》《愚公移山》）、《毛主席语录》和《毛主席诗词》。这些内容一般安排在农闲和雨雪天进行，农忙和天气好时基本全天劳动。还有一项活动就是开学习班，学生定期进行思想汇报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生活条件虽然艰苦，但那时的学生思想单纯，劳动和学习的热情很高，上进心特别强，批评和自我批评一针见血，不留情面。记得有一位徐姓学生患有严重胃病，经常会因胃病躺在床上呻吟。有一次开学习班，大家都在对一位学生提意见。寝室就在隔壁，他也大声地批评这个学生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，爱穿着打扮。不久徐同学病重去世，大家分析可能是锅巴吃多了的缘故。这种说法不无道理。那时，厨房里煮的是柴火大锅饭，锅底下有一整块锅巴，焦黄脆硬，香喷可口。少量吃是佳肴，吃多了就会加重胃部的负担，长期这样，就会生病。徐同学过世后，老师还特意组织大家默哀，大家伤感了好一阵子。　

学校只有一位老师。说是老师，也就是一个初中毕业生，姓徐，比我大十几岁。他本是当时红卫兵组织的小领导，后来创办农中，公社革委会就安排他做老师。他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，有威信，也很关心学生。有件事我记忆尤深。入学不久，我从家里背来二十多斤大米，到食堂交好，领来饭票。到寝室后，一阵折腾，吃饭时竟然不知道饭票跑哪去了。这让我这个刚离开父母的十几岁的孩子惊慌不知所措，只知道哭。同学问清原味后告诉了徐老师，他赶快安排管伙食的学生送来二十多斤饭票，让我感到了学校这个大家庭的温暖。事情的结尾是喜剧性的。过了十几天，我把被子拿到太阳底下晾晒，谁知饭票竟安然无恙地躺在床板上。一场虚惊，本是好事，可又难坏了我。这饭票怎么处理？是留下来买饭吃，还是上交？我费了好大的心思。买饭吃，亏了良心；上交学校食堂，让人笑话连个饭票都保管不了，最后还是把它偷偷地毁了。这个处理方式一直是我心底的秘密，现在想起来体现了那个时代少年的真诚可爱。

除了农业生产，学校还会组织年纪大点的学生去校外勤工俭学，做的最多的就是去临近大队的矽沙矿装沙上船。这个工作除了繁重而且偶有安全事故。有一次悲剧发生了，在运沙过程中，负责挖沙的余姓同学被上面崩散下来大量细沙埋在里面。待丧魂落魄的同学们从沙堆里刨出他时，他已经没了气息。他就是那个被徐姓同学批评为爱穿着打扮的学生。那个爱美的大男孩就这样失去了生命，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，我还模糊地记得一点这个个子高大、眉清目秀、略带女生举动的爱美且潇洒的同学的样子。后来，同学们半真半假地说，他们这两个冤家，在另一个世界又相聚了，但愿他们能和睦相处。　

我在农中只呆了一个学期，第二年上半年，农中撤销。徐老师去公社办公室任职，上一届学生去县共大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）继续深造，我们后入学的则转入初中，重新读初一。这时公社已创办初中，由原小学辅导区的领导班子管理。虽是初中，但还是以劳动为主，不过课程设置基本步入正轨。除了语数英外，还开设了“农业基础知识”和“工业基础知识”等课，有全省统一的课本。学校农场没变，还加了一位进驻学校的老贫农。当时不称校长称主任，主任姓谭，是原小学的校长。他带领我们手挖肩挑一个学期修起了一条小型的水库坝，保障了水田的灌溉。这个功绩在全县引起轰动，谭主任也因此被提拔到县教育组工作。　

往事如烟，几十年过去，农中留给我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那种艰苦创业、昂然上进的精神影响了我整整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