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王苏海

上河工，就是挖河，或者叫兴修水利。在上世纪50到80年代是关系到农村千家万户的一件大事，也是农民应尽的一项社会义务。当时上河工是农村最苦最累的农活，生活条件和劳动强度形成很大反差，其艰苦程度是令人无法想象的，里面的辛酸苦辣一言难尽。上河工、两上交、计划生育，当时曾经被称之为农村工作的“三大难”，上河工则排在第一位。

每到冬春农闲季节，各公社就会发动群众大搞水利建设。根据工程需求，或开挖新河、或疏浚河道、或修建桥闸涵洞。由于当时没有挖河机械，那时候的大小河道基本都是靠人工一锹一锨挖出来，一车一车推出来的。每到挖河的时候，工地上黑压压一片，密密麻麻，几乎是车靠车，人挨人，尽管进度缓慢，但工程质量却很高，直至现在我县境内的古泊善后河、界圩河等许多河道还是那个年代的人工杰作。

上河工的人被称为“出夫”，出工的人又被称为“泥夫”或者民工等等。当时，每个生产队都有明确规定，一般县级以上水利工程，民工年龄在20~45周岁，县级以下集体水利工程，可放宽到20~50周岁。上河工一般冬季从霜降开始，一直到农历腊月才能结束，因此，河工上一直流传着“急急匆匆，回家过冬”“急急躁躁，回家祭灶”的顺口溜。在计划经济时期，大型水利工程是国家、省规划的，称为大河工，小型水利工程是县、公社规划的，称为小河工。

我出生在50年代，到20岁那年，正好高中毕业。毕业回乡那年秋季，经生产队长分工安排，第一次加入了上河工的队伍。那时我正处于年轻气盛，但更多的是好奇，一点也没有感到畏惧，工程地点就是本县南岗公社境内叮当河涵洞。

生产队长将上河工人员名单一公布，上河工的青壮年便风风火火地忙碌起来，有的修车补胎、有的更换小车支腿、有的购买铁锹。一切准备就绪，第二天天刚蒙蒙亮，我和10多个同伴便把生产队发给的粮食、大白菜、豆油、烧饭的柴草、做饭的大锅以及搭棚舍用的毛竹、芦席、塑料布等装上各自的独轮车，每辆车上足有200斤，然后排着长队浩浩荡荡向工地出发了，经过两天的风餐露宿，终于在第三天到达了叮当河涵洞。到了目的地，伙伴们便在工地附近，选择一块地势较高，坐北朝南的向阳处搭建起棚舍。经过伙伴们七手八脚地一阵忙碌，很快就搭起那种极简易的拱形棚舍。晚上我和伙伴们就并排睡在稻草铺的地铺上，挤在一起御寒了。

待安顿好之后，各自分头到工地认领了自己的工段，便投入这场火热的冬季水利战役。工地上的活可算又苦又累，挖锹的人要不停地将烂泥挖到独轮车上，推车的人要把车上200多斤的烂泥沿着河坡推到100多米远的河堆上，这样的劳动强度，体力稍差的人是难以承受的。常常是天不亮出工，晚上要到太阳落山天黑才收工。可谓是“三个急匆匆，两个黑洞洞。”一天下来，我便累得腰酸腿痛，浑身像散了架似的，晚上身上的汗臭味、脚上的脚丫臭味，都懒得去洗，人朝棚舍的地铺上一倒便呼呼大睡。在工地上，无论是天寒地冻，雪花飞舞，风寒料峭，西北风如刀子般地划在脸上，从不停工。恶劣的气候条件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令人难以想象。但是，伙伴们在负责水利工程的乡村领导带领下，战风雪、斗严寒、挖冻土，硬是把成千上万方泥土推上岸，疏通了河道，修筑了涵洞，胜利完成了这次冬季水利工程。待回到家中，母亲看我又黑又瘦，心疼地流下了眼泪。那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。

在河工工地，最奢望的就是县、乡领导前来慰问，他们来时都会带来猪肉、粉条、食用油等，终于可以尝到肉味了。民工们欢呼雀跃，工地就向过节一样热闹，早早放了工，个个兴高采烈地将领导团团围住，瞪大眼睛看他们给每个小队一块一块地分猪肉，人人心里像抹了蜜糖一样甜。其实，当时也没有佐料，就是大白菜、粉条、白开水煮肉，吃的是原汁原味原生态。在那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下，像这样能吃到猪肉的大餐在一个河工季，也只有2到3回。平时大多白菜烧豆腐、辣椒炒土豆就很不错了。

后来，大学虽然与我无缘，但因为我在学校成绩优异，文字功底扎实，先被大队任命为共青团书记，在此期间，我采写了多篇新闻稿件先后被《连云港日报》、连云港广播电台、县广播电台采用，并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通讯报道员。因此，后被公社聘用为党政办专职通讯报道员，一干就是近30年。从此，也就再也没有上河工。如今，回想起第一次上河工，虽然吃了一些苦，但也使我得到了锻炼，让我更加懂得农民的艰辛，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从事的事业来之不易。

现在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，农业水利建设基本实现了机械化，上河工挖河泥已成为过去。如今，不管多大水利工程，都采用大型挖掘机、推土机来完成。原来那些靠人工挖河，原始落后的劳动方式将永远成为历史。上河工虽然离我们远去了，但千万民工用心血和汗水，织成家乡纵横交错的河网，灌溉着万顷良田，保障了农业年年丰收，他们这种奉献和牺牲精神应该永远值得铭记。